邮票发行量是邮政部门向社会出售邮票的数量，万国邮政联盟在其《适用于万国邮联会员国的集邮准则》中，建议在发行邮票时，各国邮政应确保邮票发行量能满足潜在的业务需要和预测的集邮需要。
不同种类的邮票，发行量的确定依据也是不同的，如邮局常见的普通邮票，是根据邮政业务进行动态调整的，需求量大就会多次多量印刷。
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的发行量是根据通信使用情况，兼顾集邮需要所确定的，虽然种类不同，但其基本功能仍然是邮资凭证。
纵观新中国邮票发行史，影响邮票发行量的共有三大方面：邮政通信业务需求量，集邮业务需求量以及邮票厂所具备的生产能力。
国内通信方面，1983年至1985年，我国邮政函件业务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1.2%，到了1991年，全国函件业务量更是达到了51.2亿件，比1949年增长了7.5倍，人均由1949年的1.1件增加到了4.52件。
集邮人数方面，1983年首届全国集邮展览的举办，将“集邮热”推向了高潮，当时在册的集邮协会会员仅有5万人，到了1997年的集邮巅峰期，会员达到350万人。之后虽然集邮市场持续萎靡，但直到2012年上半年，在册会员也还有230万人。
当然，集邮协会会员并不能代表全部集邮者数量，但新发行邮票绝大多数流向的都是集邮人群，按照邮政2012年的预估量，集邮爱好者至少在1000万人以上。
邮票印刷能力方面，1959年北京邮票厂建厂之初，每年可印1.7亿枚邮票，到了1999年，每年邮票印量可达60多亿枚。
1990年是邮政业务快速发展的时期，邮票需求量也大幅增长，为了满足通信需求，1991年8月19日，邮电部决定在辽宁、河南两省邮电印刷厂试印邮票。
1992年我国邮票生产量为74亿枚，两家邮票厂建立后，1999年邮票总印量提升到了160亿枚，2000年则达到了300亿枚。
以上数据就是决定邮票发行量的主要参考因素。
以主要面向集邮人群的小型张为例，1956年至1964年中国邮政共发行小型全张7套10种，最少的发行量2万枚，最多的25万枚。
1978年开始，小型张发行量开始成倍增长，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小全张是文革后首枚小型全张，中断了13年的品种首次恢复时，发行量为10万枚，基本与文革前保持一致。
期间除了《从小爱科学》发行量为10万枚以外，《奔马》和《荷花》都是25万枚。
到了1981年《红楼梦》小型张，发行量增加至81.8万枚，1982年的《辽代彩塑》首次突破百万，发行量115.45万枚。就在当年的5月20日，《药用植物》小型张猛增到了907.66万枚。
进入九十年代，邮票更是达到了天量级别，1993年的《竹子》发行量4330.2万枚，《龙门石窟》3486万枚，《一百周年》4726.34万枚，这些数字远超邮政业务需要和集邮需要，也是之后市场急转直下的主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中国邮票发行量共经历过三次大幅度调整，其中1985年、1991年均是向上调整，经历了邮票牛市狂潮后，1999年邮票发行量首次出现下调，并以每年500万的规模逐年减少。
到了2004年小型张的发行量控制在800万枚，邮票发行量则保持在1300万。
不过在1997年邮市狂潮后，不少套牢者成为了牺牲品，这一年无数邮票投资者和集邮者彻底寒心，从此远离了邮票，市场上各类邮品也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一泻千里，滑向面值以下。
在健康的邮票市场中，发行量确实显现出激发市场的效果，如《桂花》无齿小全张和2006年的全年邮票。但这种效果就像抗生素，用得多了会有抗药性。
小版张出现后火了很长一段时间，邮市再次急转直下后也成了打折品，然后就是新的特供赛道被开发，循环反复。
2025年8月1日即将发行的《英模》邮票，发行量已经降低至450万套，这已是六十年代中期的发行水平，如果放在集邮爆火的九十年代，这套邮票肯定会成为封神般的存在。
可发行量只是整个邮票印刷到消耗生态中的一个要素，如果生态被破坏甚至不存在了，那么再少的量也是精卫填海，难起涟漪。
新邮票打折、邮局买不到、邮票用不到，生态已然是千疮百孔，喜欢的人若是都没了，减少发行量还能吸引谁？如今仅发行10万套的特供邮票都卖不出去，不就是例子吗。
很多网友看到邮票类的文章都会回复一句戏言：“邮票有什么用？”
是啊，年年都在发行的邮票，除了少数人寄包裹外，还能有什么用处可以消耗这每套450万的量？
